凯恩斯会如何看今中国经济

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无疑是全球最为广泛阅读的财经类报纸之一。而这份报纸的一大特点，就是它的很多记者，同时又是优秀的财经书籍作者。也许是巧合，我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，就读了两本出自《金融时报》的记者之手的书。其一是大名鼎鼎的马丁·沃尔夫在去年出版的《Shocks and Shifts》，另外一本就是徐瑾的新书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。沃尔夫的书内容厚重，涵盖了全球经济在过去十数年中所经历的深刻变化，并指出了经济学理论在金融危机前后所面对的各种挑战。而徐瑾的书则轻盈灵动，作者就像导游，带领读者遍历经济学各大门派各路高手，整本书就如同一部易读版的经济思想史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两本书虽然内容不同，内在却颇有相通之处。沃尔夫的书，提出了我们时代的大问题：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如何重新走出泥潭，以及如何应对本世纪以来在全球经济所发生的种种他冲击和巨变（Shocks and Shifts）。有趣的是，徐瑾书中的所描写的各位经济学大师，却也正是因为直面所处时代的挑战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，从而在经济思想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。

举几个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一书中的例子，苏格兰人亚当·斯密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，看到了劳动分工对于生产力的巨大提高，基于此的《国富论》标志了现代经济学的诞生。凯恩斯则是面对三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，在《通论》提出了新的宏观经济思想，也标志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。而哈耶克则是在计划经济思想日占上风的上世纪30年代，指出了市场在信息处理的优越性，从而准确预言了几十年后市场经济对于计划经济的压倒性胜利。

仿佛还在不久前，经济学家还在欢庆经济周期已经被驯服，但08年的金融危机，以及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所陷入的长久低迷，已经让这种乐观荡然无存。从沃尔夫的书中，读者或许能读出一种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无力感，各种经济思潮在交锋，而最需要拿出行动的各国政府却茫然无措。这是一个呼唤凯恩斯的年代。

同时，中国经济一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地位远超往昔。另一方面，旧的增长模式也走到十字路口，如何突破目前种种约束，完成大国崛起的梦想，对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，既是挑战也是机遇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徐瑾的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确实生逢其会，因为不论对于经济本身还是经济学理论，这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大时代。而中国之于全球经济，更是处于数百年来未有过的风口。

经济思想史中有两个有趣的结论。首先，当经济遇到大问题的时候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就会上升。换言之，是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经济学，而不是反过来。凯恩斯能开创宏观经济学，很大程度是大萧条所带来的时代挑战。其次，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在全球经济风口的时候，来自这个国家的经济理论便会更加受到重视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个国家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太重要，所以大家都必须理解它。

19世纪英国是全球经济的风口，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大师辈出。20世纪的风口换成了美国，美国则成了经济学家的摇篮。而进入21世纪以来，中国逐渐成了风口。学术界的转移或许尚需时日，而在讲求效率的金融业，这种切换则迅速的多。上世纪90年代，国际投行的中国经济研究团队即使有，也往往只有一到两人。而现在，中国经济团队动辄三到四人，通常是内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宏观团队。团队的领导人员，原来几乎中外各半，现在也几乎都换成了内地教育背景的中国人。原因很简单，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风险，都被全世界所密切关注。单纯面向中国的经济研究，也就拥有了全球意义。

这一切都对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。比如，危机前出现的全球不平衡现象，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，甚至将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归咎于中国。要评价甚至反驳这些指责，话语权最终只能来自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扬弃和创新。再比如，过去几年国际上唱空中国声音不断，悲观者引用其他国家的经验，认为中国债务上升过快将最终导致经济硬着陆。如何在中国特定的政经背景下，去理解债务的现状和动态，既能反驳“中国崩溃论”，又能找到可能的风险点，则是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又一挑战。

既然书名叫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，也许更好的例子是把现在的中国和凯恩斯所处的时代做一对比。今天我们考虑经济刺激的手段以及后果，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问题，而凯恩斯以及他的英国同事们（希克斯，卡恩，米德等）最终给出了划时代的解答。今天的国际经济体系需要改革以适应中国的崛起，而凯恩斯也面对着改革当时的全球体系以适应美国的崛起，最终，在凯恩斯的努力下，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6年正式诞生。

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汇率制度选择，凯恩斯也曾在1930年为英国政府提供咨询的麦克米兰委员会上，就当时英国金本位的问题，同当时的英国央行行长诺曼进行过激烈的辩论。其所触及的与汇率制度选择相关的内部和外部平衡，和我们今天的思考角度并无二致。甚至是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，向其它国家输出资本，其本质就是国际经济学中经典的转移问题（transfer problem），凯恩斯早在1919年出版的《和平的经济后果》中，就对相似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因此一举成名。

徐瑾在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一个目标读者群体，是刚刚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同学。虽然这些同学绝大部分以后不会以学术为生，但即使是在业界工作，经济学的知识也是非常有用的。凯恩斯自己就是非常成功的基金经理，曾为其所在的学院管理资金二十五年，被后人称为全球宏观投资的先驱。而他在金融市场的搏杀经历，又反过来使他的经济理论避免了象牙塔内的不食人间烟火。说到底，经济的运行就像是地壳运动，金融市场的波动正是经济（以及人心）的反映。在平时工作中，我就接触过许多对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有深刻理解的宏观投资者，他们的领域可以是股票、外汇、债券、商品，或者是这一切的加总。虽然目前这些人大部分在欧美，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开放，中国也必将产生一批全球宏观的投资者。

学习和研究经济学，特别是中国经济，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类似于经济思想导读的书，对于经济学初学者，或可成为激动人心的远航起点。对于从事经济研究的，也是一次有益的重温。我十多年前读本科的时候，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的推荐者之一，韦森教授刚刚回到国内教书。他对经济学的热情，激发了我们班很多同学对于经济学的兴趣。如果读者能通过徐瑾这本书，觉得某位大师的思想很有启发性，有兴趣通过书后的延伸阅读，去了解每一扇门后面更加广阔的世界，那么我想作者的目标就达到了。因为这种对思想力量的好奇与折服，正是一代代经济学人走上漫漫长途时所怀有的初心。

(本文首发于《上海商报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