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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恩斯会如何看今中国经济

2015-05-04 12:42  来源:http://www.ceo315.org/  阅读:

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无疑是全球最为广泛阅读的财经类报纸之一。而这份报纸的一大特点,就是它的很多记者,同时又是优秀的财经书籍作者。也许是巧合,我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,就读了两本出自《金融时报》的记者之手的书。其一是大名鼎鼎的马丁·沃尔夫在去年出版的《Shocks and Shifts》,另外一本就是徐瑾的新书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。沃尔夫的书内容厚重,涵盖了全球经济在过去十数年中所经历的深刻变化,并指出了经济学理论在金融危机前后所面对的各种挑战。而徐瑾的书则轻盈灵动,作者就像导游,带领读者遍历经济学各大门派各路高手,整本书就如同一部易读版的经济思想史。

在我看来,这两本书虽然内容不同,内在却颇有相通之处。沃尔夫的书,提出了我们时代的大问题: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如何重新走出泥潭,以及如何应对本世纪以来在全球经济所发生的种种他冲击和巨变(Shocks and Shifts)。有趣的是,徐瑾书中的所描写的各位经济学大师,却也正是因为直面所处时代的挑战,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,从而在经济思想史中留下自己的身影。

举几个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一书中的例子,苏格兰人亚当·斯密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,看到了劳动分工对于生产力的巨大提高,基于此的《国富论》标志了现代经济学的诞生。凯恩斯则是面对三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,在《通论》提出了新的宏观经济思想,也标志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。而哈耶克则是在计划经济思想日占上风的上世纪30年代,指出了市场在信息处理的优越性,从而准确预言了几十年后市场经济对于计划经济的压倒性胜利。

仿佛还在不久前,经济学家还在欢庆经济周期已经被驯服,但08年的金融危机,以及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所陷入的长久低迷,已经让这种乐观荡然无存。从沃尔夫的书中,读者或许能读出一种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无力感,各种经济思潮在交锋,而最需要拿出行动的各国政府却茫然无措。这是一个呼唤凯恩斯的年代。

同时,中国经济一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地位远超往昔。另一方面,旧的增长模式也走到十字路口,如何突破目前种种约束,完成大国崛起的梦想,对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,既是挑战也是机遇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徐瑾的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确实生逢其会,因为不论对于经济本身还是经济学理论,这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大时代。而中国之于全球经济,更是处于数百年来未有过的风口。

经济思想史中有两个有趣的结论。首先,当经济遇到大问题的时候,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就会上升。换言之,是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经济学,而不是反过来。凯恩斯能开创宏观经济学,很大程度是大萧条所带来的时代挑战。其次,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,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在全球经济风口的时候,来自这个国家的经济理论便会更加受到重视。原因很简单,因为这个国家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太重要,所以大家都必须理解它。

19世纪英国是全球经济的风口,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大师辈出。20世纪的风口换成了美国,美国则成了经济学家的摇篮。而进入21世纪以来,中国逐渐成了风口。学术界的转移或许尚需时日,而在讲求效率的金融业,这种切换则迅速的多。上世纪90年代,国际投行的中国经济研究团队即使有,也往往只有一到两人。而现在,中国经济团队动辄三到四人,通常是内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宏观团队。团队的领导人员,原来几乎中外各半,现在也几乎都换成了内地教育背景的中国人。原因很简单,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风险,都被全世界所密切关注。单纯面向中国的经济研究,也就拥有了全球意义。

这一切都对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。比如,危机前出现的全球不平衡现象,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,甚至将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归咎于中国。要评价甚至反驳这些指责,话语权最终只能来自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扬弃和创新。再比如,过去几年国际上唱空中国声音不断,悲观者引用其他国家的经验,认为中国债务上升过快将最终导致经济硬着陆。如何在中国特定的政经背景下,去理解债务的现状和动态,既能反驳“中国崩溃论”,又能找到可能的风险点,则是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又一挑战。

既然书名叫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,也许更好的例子是把现在的中国和凯恩斯所处的时代做一对比。今天我们考虑经济刺激的手段以及后果,这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问题,而凯恩斯以及他的英国同事们(希克斯,卡恩,米德等)最终给出了划时代的解答。今天的国际经济体系需要改革以适应中国的崛起,而凯恩斯也面对着改革当时的全球体系以适应美国的崛起,最终,在凯恩斯的努力下,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6年正式诞生。

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汇率制度选择,凯恩斯也曾在1930年为英国政府提供咨询的麦克米兰委员会上,就当时英国金本位的问题,同当时的英国央行行长诺曼进行过激烈的辩论。其所触及的与汇率制度选择相关的内部和外部平衡,和我们今天的思考角度并无二致。甚至是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,向其它国家输出资本,其本质就是国际经济学中经典的转移问题(transfer problem),凯恩斯早在1919年出版的《和平的经济后果》中,就对相似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因此一举成名。

徐瑾在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后记中提到这本书的一个目标读者群体,是刚刚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同学。虽然这些同学绝大部分以后不会以学术为生,但即使是在业界工作,经济学的知识也是非常有用的。凯恩斯自己就是非常成功的基金经理,曾为其所在的学院管理资金二十五年,被后人称为全球宏观投资的先驱。而他在金融市场的搏杀经历,又反过来使他的经济理论避免了象牙塔内的不食人间烟火。说到底,经济的运行就像是地壳运动,金融市场的波动正是经济(以及人心)的反映。在平时工作中,我就接触过许多对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有深刻理解的宏观投资者,他们的领域可以是股票、外汇、债券、商品,或者是这一切的加总。虽然目前这些人大部分在欧美,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开放,中国也必将产生一批全球宏观的投资者。

学习和研究经济学,特别是中国经济,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类似于经济思想导读的书,对于经济学初学者,或可成为激动人心的远航起点。对于从事经济研究的,也是一次有益的重温。我十多年前读本科的时候,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》的推荐者之一,韦森教授刚刚回到国内教书。他对经济学的热情,激发了我们班很多同学对于经济学的兴趣。如果读者能通过徐瑾这本书,觉得某位大师的思想很有启发性,有兴趣通过书后的延伸阅读,去了解每一扇门后面更加广阔的世界,那么我想作者的目标就达到了。因为这种对思想力量的好奇与折服,正是一代代经济学人走上漫漫长途时所怀有的初心。

(本文首发于《上海商报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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